孙中山从代议制到全民政治的转变，是后来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人民民主的先声。
中国政党的成立却不同。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后，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负责落实。
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下运作的。这是一部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在清末的两个宪制性文件，可能还顾不上思考中央与地方这一重大问题。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僵化的。1982年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高法制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重要成果和法制表现。
（四）政党与政权的关系 西方政党最早是议会不同政治派别在议员定期选举中产生的。它是中国制宪以来实施最久、最有生命力的一部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
宪法第2条原本规定了国徽、国歌、国家信条和原则等国家标志和象征，它在整体上是第1条关于国家不可分割性与公民平等性的延伸。（2）比推广普通话更重要的是推行作为书面通用语的规范汉字，但由于修宪当时汉字简化方案仍在争议过程中，因此修宪者为避免争议而在正式条文中回避了该问题，然而基于通用语言的重要性，应将推行书面通用语言作为宪法的隐含意图。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特定地域内，地方语言可以处于与通用语言并列的地位，甚至在特定时间或场合以地方语言为主。在此意义上，法工委同时认定相关地方性法规的违法性和违宪性是正确的。
为促进国家整合并推行中央政令，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39年9月28日颁布了旨在统一语言的首部法律即维莱哥特雷法令（l 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规定行政和司法文书必须以法语书写。对于第4条的语言自由，学界则往往从基本人权角度强调其重要性，认为该条规定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和使用自由和风俗习惯自由，是语言权利的宪法规范基础，也有学者沿着这一思路认为应加强非通用语言文字立法，从而保障少数人群体的语言权利，更有学者将我国宪法第4条与国际人权法进行对接，并认为研究少数人语言权利在具体领域的保护实践也能够指导中国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
地方语言由此首次写入宪法，宪法中正式形成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单数）和地方语言（复数）作为遗产的双重结构。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着重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在该法通过后，部分议员认为其强制使用法语侵害了表达自由。比如，地方语言如何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应当对语言自由承担何种义务？未来的备案审查实践中，此种问题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展开。
但随着通用语言普及工作的开展，以及国家教育资源的日益丰富，包括少数民族公民在内的所有公民学习通用语言的权利需求日益增加，因此，通用语言教育在少数民族地方的劣势地位已经得到补强，通用语言和地方语言的教育供给已经能够满足宪法关于语言自由和国家建构的双重需求。然而，结合语言文字改革史、宪法条文拟定时的讨论，以及条文的文本位置可知，我国《宪法》通用语条款的确立，更侧重于确立国家任务并推动国家建设。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恰恰是对少数民族公民受教育权、就业工作权、文化权利等基本权利真正保护的长远之举。因此，法语真正确立了其作为官方语言一统天下的地位，在各种公共场合以书面和口头方式得到使用。
在旧制度前期，法国缺少统一的语言，各地方大都有自己的方言且多属不同语系，在书写和发音上不完全相同。从内容上看，通用语言规定于《宪法》第19条的教育条款中，内容上极为简略，因此可解释的空间较大，语言自由则规定于第4条的民族关系条款中，并且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专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予以两次具体展开。
该法由时任文化部部长杜蓬（Jacques Toubon）提案，因此又称为杜蓬法（La Loi Toubon），其中确立了三个主要目的：丰富法语的内容。最后，前述解释方案最符合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第37条第3款如此规定地方语言教育问题：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其中并未提出新的规则或标准，但有两点值得注意。语言区隔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扰乱共同任务或目标并使之不可能实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指出：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已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开始规定语言条款，这一做法得到1954年以来四部宪法的延续和继承。在语言问题上，大革命不仅延续了独尊法语的政策，而且将其推到极致，只有统一语言，才能真正实现共和革命之下的国家建构任务。
如张翔教授在评论2021年审查案例时所说，宪法序言中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寻求国家认同，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维护民族团结，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尽管通用语言在国家建构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但两国宪法在处理通用语言与地方语言关系上却采取不尽相同的具体做法。
推广普及通用语言是保证少数民族公民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也是使各少数民族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途径。因由巴斯（Pierre Bas）和洛里奥尔（Marc Lauriol）二人共同提案制定，所以又称为巴斯-洛里奥尔法（Loi Bas-Lauriol）。
一方面，尽管法语是事实上的官方语言，但毕竟缺少宪法明文，因此，需要将法语写入宪法来确立和稳固《法语使用法》的规范基础。最终，1992年修宪在专章规定欧盟的同时也在宪法第2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1款，内容为：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
二是偏重国家建构和推行通用语言，比如法国。民族自治地方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实际出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实施双语教育。（3）通用语条款出现在教育条款中，而非国家标志章，这种位置安排既能与第4条第4款的规定兼容，又为颁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奠定了坚定的宪法基础和灵活的空间。从总体上看，学界对宪法语言条款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特点。
即使在中央集权最盛的路易十四时期，法语虽然是事实上的官方语言，但其使用范围仍然局限于王宫贵族及文人圈内，说法语的人数不足一百万。因此，在批准欧盟条约的过程中亟需确立法语的宪法地位，从而发挥其维系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本功能。
首先，是对1994年《法语使用法》的审查。尽管1789年《人权宣言》宣告了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一系列天赋人权，但语言显然不在其列。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因此在总体上看，前述条款结构和位置安排体现了一种巧妙的立法智慧。
一是补充了2020年认定的理由，即当通用语言的通用地位被地方语言所取代时，则不利于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显然是从国家建构和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到通用语言的必要性。国内学者批评这种立场是宪法委员会作为精于文本分析处理的技术官僚对于共和国基本原则的僵硬理解和阐释，这种批评实际上忽视了法国在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宪法传统。法国政府尽管于1999年签署了《宪章》但一直未予批准，其法律原因是《宪章》对语言权的保护与法国宪法第2条有所冲突，其政治原因则是法国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了法语强势的传统。地方语言在公共领域可以取得与通用语言平行的地位，但这种平行地位只能限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特定地域范围，因此在空间上具有局部性。
通用语言与地方语言的和谐共存要求在宪法审查中把握好审查基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并没有通过国务院提出审查要求，这显然有意淡化国家介入的强度。
语言问题在宪法中兼具个人与国家双重维度。所有公民包括少数民族公民当然都有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同时，各民族公民有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事实上，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在内的主要民族地方都是实行本文所主张的双语结构，即：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是民族地区的通用语言文字，因此在民族地区实际是实行民—汉双语制的语言地位规划，二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本部分从法国宪法出发分析通用语言对统一国家建构的重要价值。